从阆中热线最牛站长说起

第十九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登载、发送的新闻信息或者提供的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1. 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2. 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3.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5. 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6.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 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8.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 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
  10. 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
  11. 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二十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建立新闻信息内容管理责任制度。不得登载、发送含有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规定内容的新闻信息;发现提供的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中含有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规定内容的,应当立即删除,保存有关记录,并在有关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应当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进行监督;发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登载、发送的新闻信息或者提供的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中含有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规定内容的,应当通知其删除。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立即删除,保存有关记录,并在有关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以及电信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节选自《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因为“阆中热线最牛站长”的事情而写这篇文章。可能因为关注得太晚,网络上的声音基本已经被埋没,只看到一个大致的事件始末介绍[来源]:阆中热线接到电话,被“阆中某部门”要求删除“四川省委书记、省长回复网友10条留言”的帖子,该贴直指阆中天然气、阆中嘉陵三桥等阆中民生问题。其他同类网站均已照办,偏偏阆中热线的管理员拒绝了该部门的要求。之后“某部门”抬出《互联网新闻信息管理规定》,并以关闭网站作威胁,而阆中热线则在头版头条刊登广告,声称宁死不屈。之后事态扩大,南充市委宣传部要求网站整改,而阆中热线启用国外服务器继续坚持,并宣称删除违法帖需下达书面通知,否则不予以受理。最后阆中市宣传部致电阆中热线,表示“并未要求整改、删帖”,并召开紧急会议,调查删帖电话到底是谁打的。最终阆中热线被关闭,其域名lz08.cn无法访问。

因为没有读过被要求删除的帖子,不知道其内容是否有违反规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管理规定制定得太不完备了。

首先一个是违法内容的界定含糊不清。比如十九条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没有具体的尺度,于是负面新闻都可以理解为损害国家荣誉;再比如“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根据宪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都是公民自由,公安机关依法备案登记和维持秩序,游行本无非法一说,如果认定没有备案的就算非法,而策划和倡议是备案的先决条件,在这一条中却成了“煽动”。这样的规定很难作为网站管理人员的实施准则,出现阆中热线管理员拒绝删帖的情况也不奇怪,在他看来被要求删除的帖子根本就没有违反规定。

第二就是司法程序描述不清,这个也是笔者认为最需要改进的。比如第二十条规定的网站的义务,发现违反规定的帖子要立即删除,第二十三条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新闻办是监督部门,发现网站没有删除的要通知网站删除,可是全文都没有说明具体通知的内容格式和下达方式,也没有明确给出删除信息的时限和对违法内容认定不同时的申诉办法。也难怪阆中热线提出“删除违法帖需下达书面通知,否则不予以受理”,你看这不就有电话口头通知删帖,然后拒不承认的事情发生么。

第三是对权力部门约束不力。第二十六到第三十条则大费笔墨书写追究网站责任的方案,具体到什么情况罚款多少,什么情况关闭网站,相比之下,第三十一条追究监管部门人员的责任则显得十分轻描淡写,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中国互联网管理现状,法律缺乏,法规含糊不清,灵活度太大,监管部门繁多,行政审批效率低下,官员滥用职权封杀网络民意现象普遍。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现状,这种互联网监管状况的转变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阆中热线的站长不畏强权,据理力争的勇气和态度值得所有站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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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上当

《求是》杂志 赵强

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

  2. 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当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通讯社。《新闻出版法》生效后,涌现出不少新的报刊,其主要的舆论倾向就是反对共产党。有的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人数明显增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3. 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

  4. 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文章,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闸门已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执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点。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给予回击,反而姑息、纵容、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这种大合唱中。

  5. 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

  6. 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苏联并没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苏联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个模式清楚地表明,舆论失控是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是苏联舆论失控的关键。如学者所言,在改革进行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媒体人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最后一个操盘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说得更明确:“正是新闻传媒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而戈尔巴乔夫,这个亲手搞垮苏联的人,却获得了西方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持续10年的动荡和衰退,使当年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备受西方挤压的国家,多少俄罗斯人反思起来为之痛心疾首。颇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一切,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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