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构思并撰写了这篇文章，但是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欠骂的，里面的思想完全藐视法律，所以一直没有发布。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藐视法律本来就是特色之一，所以想想还是发出来了。

百度最近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百度文库”，希望提供一个文档分享交流的平台，却因为反盗版不力而被作家、出版社还有不少网友口诛笔伐。我也对百度的行为深感不满，转了霍炬文章表达观点。最后冷静下来换位思考：如果我来运作百度文库这个产品，我该怎么办呢？

首先是产品定位的问题。不必说，未来的世界是更加数字化的世界，数字出版行业必将兴起，传统纸面媒体内容出版也势必会转向数字出版。作为互联网行业的龙头企业，百度自然应该引领数字出版的潮流。但是数字出版应该怎么做呢？美国已经有亚马逊这样的成功先例了，但是亚马逊本来就是卖书出身，属于渠道商，向上游扩张搞数字出版然后利用成熟的销售渠道卖，算是借助了固有优势。百度并不是做销售渠道的，虽然之前上线了有啊搞网上商城，却一直做不起来。百度素来的优势有两个，一是搜索能带来巨大流量，还有就是贴吧、知道这样的互动社区运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所以百度文库产品定位应该是一个用搜索导入流量，用网络社区维护用户关系，用户创造提供内容的数字出版平台。最终的用户应该有两类，一个是上来当论坛逛，上传下载资料和参与点评讨论的；另一类是搜索下载资料放在手机、电纸书或者电脑屏幕上看的出版受众。确定了这个产品定位之后，百度文库的操作界面雏形也就可以出来了，用户自主上传和用户评论肯定是主要结构。

有了清晰的产品定位，接下来关键问题就是内容了。百度虽然具备搜索和索引的能力，但是缺乏丰富的原创内容，跟盛大文学之类内容见长的网站根本无法披靡。另外就是传统出版行业视数字出版为大敌，去年有Google Books谈判破裂的前车之鉴。百度没有网络内容创作者，也没有传统内容作者的授权（他们肯定不会放弃传纸媒出版，而跟出版社签的又是独家协议），百度该何去何从？

答案就是谈判！

可是怎么谈呢？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出版行社受政府管制，不是谁想开就能开的，此所谓行业垄断是也。历来垄断的都是霸主，如果我们低声下气地去跟他们谈判，恐怕是很难有进展的了。而且虽然出版行业把持在他们手中，“他们”却也成百上千，一家一家谈费神费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能逼着他们主动来跟我们谈。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是喜欢中庸，如果你要从他们纸媒出版者手中抢个三成五成受众他们是绝不答应的，哪怕你同意跟他们分成，但是如果直接把他们的受众全抢过来，让他们的书一本也卖不出去，他们八成会求着你用分成方案。

我们百度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标新立异的，其实Google Books当时的方案就很好，也挺合理，他们谈判破裂除了政府方面的原因，主要还是Google太仁慈了，没有抓住这帮书商的命门。如果百度文库可以让用户自己上传，然后免费下载，自然盗版问题就会把他们全逼到谈判桌上，我们在晾他们几个月，他们就会乖乖接受去年Google提出的方案了。

嗯，接下来得考虑一下具体执行和风险的问题了。

首先是这个事情一定要炒起来，要上新闻头条，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宣传，另外也可以引起那些不怎么上网的纸媒老古董们的注意。要把畅销书全拉进来这样才能打击他们的财路，扩大谈判时的胜算，务必让那些出版社们觉得每拖一天都是损失，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些发帖公司帮忙上传，反正匿名社区，谁也不知道是谁。

还有，社会部的同志打点一下有关部门，让他们关照一下法院方面，先不处理告我们的案子。也不是我们百度冒天下之大不韪，胆敢干扰我国司法之公正，只是法官们日理万机，百度文库这个项目本来就是要和出版方面打成共识的，没有必要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这个案子能驳回的尽量驳回，不能驳回的就压一压，暂时不受理或者不开庭，给他们造成一种告不了，告不赢的假象就行，只要争取到三个月时间，大家就能达成和解，告了的也会撤诉，没必要对簿公堂。

第三是咱们有避风港原则，这个原则要用活了，客服部门的同志一定要一口咬定百度文库只是社区平台，上传是用户自发行为。参加第一次谈判的代表也可以这么说，对了，不必派太高级的官员出席第一次谈判，一定要让那些出版商觉得我们百度根本不在乎他们，让他们有压力，这样后续谈判我们的方案他们才能接受。

最后技术部的同志做好准备，把批量删帖的功能一定要3月份做好，这样万一风头不对我们可以避免事态扩大；另外研究一下自动识别版权作品的技术，最好能像杀毒软件那样，通过特征码直接发现，这样可以降低我们人工审核的难度。我们迟早要把百度文库打造成数字出版平台的，这些技术用得着，千万别松懈。

至于风险嘛，一个可能有损百度的品牌，不过Google退出以后我们一家独大，人民搜索也没发展起来，暂时品牌声誉还不构成对盈利的威胁，我们首先要对投资人负责。再说如果最终达成协议，我们文库里的就是正版内容了，过去的一些事情谁会抓着不放？品牌伤害应该不会太大。

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作家一边倒地帮出版社说话，跟我们翻脸。这个可以预见到，毕竟现在作家的利益和出版社绑在一起。考虑到百度文库成为数字出版平台后，短期内甩掉出版社直接和作家合作而的可能性不大。看来只能在谈判的时候尽量压缩出版社的利益，然后扩大作家的利益。其实去年Google也是这么干的，把作家的版税由不到10%提高到17%甚至更多，结果作家和出版社就不那么团结了，你看韩寒不就支持了嘛，其他作家只要好好解释，应该也能够理解。迟早有一天我们会甩掉出版社单干，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作家都不是傻子，肯定不会抱着出版社不放。

第三个风险就是舆论扩大，有关部门介入。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严重了，我们必须得速战速决，赶在有关部门反应过来之前把数字出版平台搞起来，当然名字还是百度文库，宣传主题还是网友自由分享，打政策的擦边球，就得讲个快。不过这和谈判时间要尽量拖延是矛盾的，不管怎么说，到时候看舆论，如果舆论太严重，有关部门有介入的趋势，我们就得立刻道歉删帖，然后和出版方面展开第二轮谈判。

第二轮谈判的主题视情况而定，我们的谈判底线是Google Books那样的摘要免费+全文收发的分成模式，尽量压缩出版社利益，可以先放弃一些百度的利益，给作者让利多一点，争取他们的支持，如果百度力推，作者支持，出版方面也就不好单方面反对了。

届时，百度文库作为一个全新的数字媒体和出版平台将引领中国未来10年的互联网内容出版，为亿万中国网民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数字内容，真正实践百度所认同的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自由传播与分享的理念。

《求是》杂志 赵强

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

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当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通讯社。《新闻出版法》生效后，涌现出不少新的报刊，其主要的舆论倾向就是反对共产党。有的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人数明显增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2. 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

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文章，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闸门已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执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点。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给予回击，反而姑息、纵容、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这种大合唱中。

3. 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

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苏联并没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苏联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个模式清楚地表明，舆论失控是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是苏联舆论失控的关键。如学者所言，在改革进行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媒体人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最后一个操盘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说得更明确：“正是新闻传媒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而戈尔巴乔夫，这个亲手搞垮苏联的人，却获得了西方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持续10年的动荡和衰退，使当年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备受西方挤压的国家，多少俄罗斯人反思起来为之痛心疾首。颇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一切，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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